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那些事儿”
王益康
我是1955年时考入上海俄专（上外前身）的，当时学制为三年，只有俄语一个专业。1956年，经教育部批准，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增设英、德、法3个专业，加上原有的俄语专业，共有四个专业，学制均为四年。
七天七夜的长途跋涉，我们抵达苏联
1959年夏，我从上外俄语专业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60年，经学院领导选拔和体检合格，我与蒋妙瑞、胡明一起于当年9月赴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苏两党分歧已经渐趋公开化，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而我们国内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日用品严重短缺，许多食品和衣服，都必须要凭票供应。
在北外，我们再次接受了出国前的严格政审，并认真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等党报党刊的文章。当年10月26日，我们一行3人乘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赴莫斯科。
经过七天七夜的长途旅行，11月2日清晨，我们抵达了莫斯科。经我驻苏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安排，我们在列宁格勒有关大学学习的9名中国留学生当晚乘坐莫斯科到列宁格勒的火车，于竖日清晨抵达列宁格勒。那天正下着大雪，列宁格勒大学负责留学生工作的领导在车站上迎接我们。接着我们4人（包括杭州大学派出的1名教师）被安排到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宿舍入宿。
列宁格勒大学的校舍非常分散，有的在涅瓦河边上，有的则在别的地方，有的还在斯摩尔尼宫附近。因此各系的学生宿舍都很分散，都以系为单位。本科生和研究生按系住在同一宿舍楼里。当时在语言文学系学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我们进修教师）共20余人。因列宁格勒没有我驻俄外交机构，所以，中国留学生的管理主要靠我们自己了。我们建立了党总支，直接受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党委领导。再按照各校留学生党员人数的多少来设立党支部。列宁格勒大学的留学生比较多，生物系的、宿舍楼比较靠近语言文学系，所以这二个系就成立一个党支部，支部负责人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一年后，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蒋妙瑞被选为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
在苏学习期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出国前，在北外留苏预备部学习时，教育部负责人向我们全体赴苏留学生宣布了三条纪律：一是要尊敬师长，认真学习，不主动挑起争论。二是不准谈恋爱（无论是和苏联人或中国人谈恋爱都不准）。三是不准跳舞。（按苏联学生的习惯，每周六晚上各宿舍楼都要举办交谊舞会）。另外，为便于掌握俄语，学俄语的留学生不能两个中国人住一个房间。这就在客观上逼着我们一定要用俄语与苏联同学交谈。这样，我们就可以学到不少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日常生活用语。
苏方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视的，专门为我们4人开设了一个小班，并开设出了几门俄语专业课，配备了多门课的老师。一门主课的任课老师是原苏联派到北外任教的苏联专家。1960年夏，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后，她回到原来的单位列宁格勒大学。她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对我们很友好，工作态度也非常认真。根据我们4人的实际水平及教学要求，选择了适当的教材并认真进讲解，使我们的俄语实际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对中苏之间的分歧，她心知肚明但从不流露。我们对各位任课老师也都很尊敬，从不主动挑起有关分歧方面的争论。因为我们是来学习的，一旦出现政治分歧，势必影响师生感情，影响教学，对我们也是不利的。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会话课的老师还主动把教学搬到现场，例如让我们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充分利用冬宫（后改为埃尔米塔斯博物馆，是国际知名的博物馆）离我们学校比较近的有利条件，经常把课堂搬到博物馆的展室举行。让我们一边参观世界有名的画家、作品，观赏音乐剧或观察器材，一边学习相关的俄语和苏联俄罗斯文化知识。
一些如现代语言学一类的理论课，老师就让我们和苏联同学一起上大课。这对我们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我们原有基础比较差，讲课内容很多听不懂；再加上要记笔记，就更加困难了。不过，对我们这样“逼一下”也有好处，可以让我们逐步提高听课的能力。
苏联老师对我们一般都很友好，他们对中国学生的勤奋好学、对老师有礼貌，不酗酒等也都很欣赏。每逢苏联学生跳舞时，我们都在阅览室里看书。每年寒暑假期间，苏方还安排我们去外地参观旅游。第一年暑假，我去了乌克兰的基辅、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等3个加盟共和国。第二年暑假，再次去了基辅，并由基辅出发, 沿第聂伯河南下到黑海边的敖得萨，然后乘火车回到列宁格勒。
刘少奇主席嘱托我们“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党中央对我们留苏学生是非常爱护和关心的。1960年11月下旬，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世界81个共产党代表团的国际会议后，到列宁格勒访问。第二天就接见了在列宁格勒留学的800多名中国留学生。我记得，在代表团到达列宁格勒的当天下午即接见留学生的前天，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苏共领导勃列日涅夫等陪同下，参观了埃尔米塔斯博物馆。当时，我们几个学俄语的留学生也正在该馆参观和上课。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我们从一个展室转到另一个展室，正巧遇到中共代表团迎面走过来，我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刘少奇主席，在刘主席后面，还有陆定一、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代表团成员里还有时任驻苏大使刘晓同志。我们几个留学生看到刘少奇同志，叫了一声“刘主席好！”然后轻轻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刘晓大使对我们说“明天主席接见你们，知道吗？”，我们齐声回答说：“知道了”。事实上刘少奇主席等领导同志要接见我们的事，已有党组织事先通知了我们。
第二天刘主席接见我们时，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然后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回去好好建设祖国。
接见结束后，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各自的宿舍后，支部组织我们谈感想。大家表示，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961年6月至7月间，以彭真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22大后，来列宁格勒访问。彭真等领导同志也接见了我们全体留学生。代表团成员陶铸同志和刘晓大使一起接见了我们。
1962年上半年，以陈丕显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上海市委代表团来苏联访问。访问莫斯科后访问列宁格勒时，也接见了在列宁格勒留学的中国学生。接见后还送我们每个学生一件小礼物，抽烟的同学呢，每人得到一包香烟；不抽烟的则每人得到一小包茶叶。我们把小礼物当作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爱和希望，纷纷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时刻记住党中央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嘱托，学成归国后勤奋工作。
回国前，我们用省下的钱买回学校急需的图书资料
我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期间，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除了国内工资每月按8折由学校寄给家里外，我们在苏联还享受两国政府间谈妥的奖学金。研究生、进修教师每人每月有500卢布，大学生呢，则每人每月300卢布。出国前，在北外留苏预备部学习期间，教育部还为我们每个留学生定制了一件呢制冬大衣和一套西服、一件呢制中山装。在苏联留学期间，我除了自己买些内衣内裤外，就不需要再花钱添置别的衣服了。我们都很明白，祖国人民正在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地度过这段困难的日子，我们这些留苏学生却衣食无忧，每天还能享受着黄油和面包。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养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为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生活上也是尽量节约，每月发的奖学金，每人省下30至50卢布。有时就把省下来的100卢布上交给大使馆，或者用于多购买一些购买与专业有关的图书资料带回国。
我记得，当时领导曾向我们传达聶荣臻同志的一句话，即每个留学生多带回一本书，也是对国家的贡献。我和蒋妙瑞、胡明是上外派出来的，我们商量着，也要为上外作点小贡献，于是决定买一套完整的俄语教学唱片送给学校。那套俄语教学唱片都是由当时苏联权威的俄语发音标准的专家录制的。带回国后，送给了学校图书馆，供师生借听欣赏。
回国前，我们还决定，把我们在两年内买的俄语图书各装一个书箱，自费托运回国。回国时，国际列车火车票不要国家负担，我们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自费购票回国。
1962年10月26日，是我们在苏联学习两年期满的日子。我们离开了列宁格勒赴莫斯科，并从莫斯科坐上回北京的列车。经过七天七夜的长途旅行，回到了首都北京。教育部统一安排我们在北外留苏预备部学习一个月，听取多位首长作的国内形势报告和党的政策报告，让思想跟上形势。在生活上，我们也逐步适应了当时国内的艰苦环境。一个月后，我们3人回到了派我们出国深造的母校—上外，很快地投入了紧张的教学工作。
注：蒋妙瑞同志后调教育部，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外事司司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兼教育参赞。胡明同志是革命烈士子女，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回国后先在上外俄语系夜大学任教，后为解决夫妻分居，于1965年调回江苏泰州，任当地教育局副局长，后任扬州市教育局局长。（作者系上外教育出版社原社长）
